• 2013-01-27

    《发现之旅》 - [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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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二场读书会,在对外经贸大学宁远楼,沈书枝姑娘主讲《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探险之旅》(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在豆瓣上看书枝的文字已久,觉得她仿佛师从过沈从文,状物抒情最见“耐心”二字,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记忆力又极好,不知道她怎么能记得住那么多细节。今天见到人,发现人如其字,就很开心。书枝先讲了另一本书《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内容依据她写的书评,“博物风尚与中国经验”。讲到约翰·里夫斯这位鸦片战争之前最重要的在华英国博物学家,他在与中国画师合作时,要求他们遵循“科学式的写实主义”原则,因为擅长洋画的广东画师们遵循的是风俗画或装饰艺术的传统,并不关心“科学式的精确”。画师在里夫斯的指点下,将标本实物转绘成科学图鉴,成就不俗,但一些细节依然透露出画师画技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绘画成了文化遭遇的场所。

    2. 由此又引出另一位20世纪初广东的蔡哲夫先生的博物图画,他的作品刊于1905年初发行的《国粹学报》。书枝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拍下了一些蔡哲夫画作的照片,我们有幸得见。我觉得他的博物画是个极有意思的案例,一是学习贴近西方博物学传统的种种努力,一是中国文化传统(博物学传统和绘画传统)的强势影响,二者之间的作用由画作中的线条笔触视角构图等元素直观地显现,如书枝所言,“这是另一种‘文化遭遇’的表现,它一方面隐隐指向中国近代史上因为落后受辱而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痛感与急迫,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在我们传统的博物学中,所蕴含的文化情感力量的强大”。

    3. 《发现之旅》一书收入伦敦自然史博物馆数百幅珍贵藏品,许多收藏还是第一次面世,热爱博物绘画的人有福了。谈及个人最青睐哪位博物学家的绘画时,书枝说到南太平洋探险随行的乔治·福斯特,认为他的作品艺术成就最高,而她尤喜其部分画作的蓝色调子;我们也对勘测澳大利亚的费迪南德·鲍尔万分钦佩,因他使用一套自创的复杂色标编码系统,每个颜色都有一个至多四位数的号码标记,鲍尔在样本还新鲜、尚未褪色时先用这些号码标注记录,然后再以原始色调绘制出水彩画,如此可再现精确细微的色差。在照相技术还未出现的时代,博物学家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和再现真实。我带了一幅蓝色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的照片给大家看,是一位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摄影家的作品,跟书中鲍尔所绘的远海梭子蟹作个对比,是同一种蟹。两幅作品并置,不由人不提出那个问题——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博物画家何为?而这本书的结尾给出了答案:“在必须呈现出特定形态特征或色彩细微差异并获得最大效果时,优秀自然史画家的观察力和画笔,仍是无法被取代的。”

     

  • 2013-01-01

    新年前的读书会 - [读书会]

    Tag: 梭罗

     

    12月30号在树栖人工作室,自然阅读第一期的读书会,和自然笔记的朋友们分享《瓦尔登湖》的阅读体会和朝圣之旅,真是愉快。这是迎接新年的最好方式!

    老余问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之后转向自然科学,尤其是博物学的原因,我说得不够全面。回来重读《野果》,序言里面提到,此前梭罗出版的两本书:《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的一周时光》(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和《瓦尔登湖》销路不好,他还得为人做些田野调查以补贴生活。这是一八五零年间,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的天职就是不断在大自然中发现上帝的存在”。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散步时采集标本,手持植物书籍随时查阅,详细记录观察结果。同年十二月他当选为波士顿自然史学会通讯员,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为他的素材整理提供了方便。他开始阅读自然史的著作,做读书笔记,并暗暗酝酿一个庞大的项目,列出目录,标出每一季要注意观察的植物和自然现象。这个项目,他直到临终前仍未完成。

    而爱默生是这样评价梭罗的:“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承认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一条猎犬或一头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中间,一定是一个残忍的猎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约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学与鱼类学,用这温和的方式打猎。”

    也谈了译本。炸酱姑娘非常可爱,说一翻到这句就不适了:“在温和的黄昏中,我常坐在船里弄笛。” 嫌其过于文雅,于是基本上否定了徐迟大人的译本。在我带去的几个译本中,大家最喜欢的反倒是译笔平实的王家湘老师,而她的准确度,在我比较过的七八个译本中,是最高的。我依然会建议读徐迟,为他译笔的诗意充沛优美,但读到不明所以然时,就比照王家湘的译本来看。徐迟大人那时候没有经典的英文注释本参考,没有互联网,注释部分的错误是难免的,梭罗又爱引经据典。